20多年前，英国商业杂志《经济学人》曾戏称当时陷入萎靡经济状态的德国为“欧洲病人”，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欧洲病人”似乎又有旧疾复发的倾向。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3年二季度，德国GDP环比零增长；2022年四季度和2023年一季度，GDP分别下滑了0.1%和0.4%。

其他经济指标也不容乐观。反映通胀水平的核心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7月同比上涨6.2%，环比增0.3%；7月IFO商业指数仅有87.3，为连续第三个月下滑；7月失业人数增至261.7万，失业率达5.7%。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德国ifo经济研究所（ifo Institute）认为，由于顽固的通胀对私人消费造成影响，德国经济今年的收缩幅度将达到0.4%，超过此前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预测，2023年德国经济将会萎缩0.3%，低于4月上一份报告中的预计下行0.1%，是唯一一个预计GDP萎缩的发达经济体。

“德国经济走向更严重的衰退”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共识。作为欧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经济体，为何德国只能在衰退与经济停滞间苦苦挣扎？

前景黯淡

进入2023年下半年，全球多家央行都面临着通胀尚未触及“及格线”，但经济已经开始下行的窘境。这一现象在欧洲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又以德国最甚：其通胀数据、PMI指数、政府债务等经济指标均显著恶化。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德国7月CPI同比终值从6月的6.4%降至6.2%，与预期一致，其中食品通胀率从6月的13.7%降至11%，仍是影响CPI的主要因素。核心通胀率从6月份的5.8%放缓至5.5%。

标普全球公布的欧元区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德国7月制造业PMI跌到40以下，为38.8，接近2020年新冠疫情刚暴发时的水平；服务业PMI降至52，为连续第二个月放缓；综合PMI从前值50.6跌至48.3，位于荣枯线以下。

工业是德国经济支柱，占其GDP的24%左右。而最新工业产值数据显示，德国6月份工业产值连续第二个月下降，降幅为1.5%，远超上个月0.1%的降幅；其中，汽车业产值降幅3.5%，建筑业降幅为2.8%。

债务负担方面，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末，德国公共部门（联邦政府、州、市政当局和市政协会及社会保障，包括所有额外预算）债务达到24066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在高利率的背景之下，未来财政腾挪的空间将更加狭小。

此外，德国7月IFO商业指数仅有87.3，已下滑至8个月来新低，受访的9000名经理对其公司当前状况和未来半年的前景都做出了更糟糕的评估；7月德国申请标准破产程序的企业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8%；疲软的经济还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消极影响，德国7月失业人数增至261.7万，失业率达5.7%。

种种迹象表明，德国春季复苏的希望未能实现，三季度再次出现萎缩几乎已是板上钉钉。

德国行业游说团体德国机械制造业协会（VDMA）首席经济学家维彻斯（Ralph Wiechers）也认为，“目前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

内外因交织

荷兰国际集团宏观研究主管布热斯基(Carsten Brzeski)认为，正如整体经济一样，德国出口陷入停滞。对外贸易不再是德国经济增长的坚实支撑，反而成为阻碍因素。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德国经济暂时表现不佳，主要原因是德国是一个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德国6月出口额1313亿欧元，比上月仅小幅增长0.1%，此前德国5月出口额为1305亿欧元。

哈贝克还提到了能源与通胀的影响。“（一年前）我们失去了大约一半的天然气来源，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性并没有我们这么高”。

2022年以来，在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下，德国国内的结构性问题日益显著，其中又以能源转型问题最为突出。

“在默克尔时代，没有一项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国家效率。然而，能源转型与现实脱节产生的持久影响直接导致了德国的衰落。”德国著名企业高管沃尔夫冈·赖茨勒（Wolfgang Reitzle）在德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中言辞犀利的表示。

赖茨勒指责，“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能源政策比德国更鲁莽，德国似乎相信自己可以单枪匹马地拯救世界气候。德国已经放弃了核电，最近甚至在能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关闭了功能完善的核电站。电力正在被法国的核电和德国的燃煤发电等所取代。”

与此同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极大削弱了德国的经济实力。

出于遏制俄罗斯、继续掌控欧洲、拓展能源出口市场等多重战略考虑，美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不断火上浇油，鼓动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脱钩”。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欧盟共推出了11套反俄制裁措施，总计影响到1800多个个人和法人实体，成为欧盟历史上最大的制裁制度。

“这直接导致了德国等欧洲工业大国能源供给短缺、通货膨胀加剧、民生受损。”德国萨克森州州长迈克尔·克雷齐默尔表示，“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后果：制裁对俄罗斯的伤害还不及对欧洲经济的伤害，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吞噬了购买力。”

路在何方

面对由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紧张与能源转型与现实脱节的复杂局面，多名专家学者认为，现在正是变革的最佳时机。

过去两年，很多企业给德国作为经营发展常驻地的评价开始转为负面。国际咨询公司凯度(Kantar Public)对150家德国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企业考虑将生产线从德国迁到国外；61%的受访企业认为德国作为经营发展常驻地“缺少吸引力”；15%的企业认为“完全不具备吸引力”。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指出，“如果德国不想再次成为‘欧洲病人’，就必须勇敢地转向未来的增长型行业，而不是花费数十亿资金去维持耗能产业。”

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转型路上可能会碰到的“繁文缛节”。高盛集团德国和奥地利首席执行官沃尔夫冈·芬克（Wolfgang Fink）认为，向低碳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虽然政府正在提供支持完成这项工作，但是“资金需要实际流动”，“繁文缛节”正在减缓这一建设进程。

哈贝克也承认，德国经济必须加强竞争力。“我们必须消除投资障碍，减少官僚主义作风，消减盖章的环节。政治上的懒散迟钝的工作作风现在都必须被消除”。

舒拉里克表示，德国需要推出提升政府能力、推进数字化发展、应对人才短缺等问题的有效战略。德国公务员协会主席西尔伯巴赫（Ulrich Silberbach）则呼吁公共服务部门作为雇主必须更具吸引力，以实现数字化和去官僚化。

不过，具体到如何应对当前经济衰落时，德国的领导者并未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总理朔尔茨日前表示：“德国经济正在经历充满挑战的时期，但德国经济面对危机时的表现要比预期更好，我们仍然能够很好地应对当前的经济问题。”

本文源自：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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