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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启蒙时代以来，平等一直是西方各国人民矢志追求的价值目标。从某种程度来讲，各国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就意味着平等权利的追索和展开。陈旧制度的革新、落后观念的更迭以及新型规则的建立，无不以破除特权、克服特殊和拒绝特例为前提和基础。从法律平等到产权平等，人们不断享受着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普遍的平等红利。然而，平等权利却止步于经济领域。对于财富、收入和分配领域的平等，人们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止。在崇尚竞争、倡导丛林法则、奉行市场经济原则的欧美发达国家，有人认为经济不平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保持社会活力。

然而近30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的态势却令人始料不及，贫富差距的程度已大大超出那些认为适度的经济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人们的想象范围。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家庭年收入只有顶部5%的增长是明显的，底部20%不增反降。“在过去30年里低收入人群（底层90%群体）的工资只涨了大约15%，而上层1%群体的工资却涨了差不多150%，最顶层0.1%群体的工资涨了300%还要多。”收入差距的日趋明显，直接造成顶层的赢者通吃与底层的长期贫困进一步加剧。收入与财富的不均衡，使中产阶层备受打击，不断滑向社会底层，萎缩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产阶层的生存境况愈加风雨飘摇。学者厄尔·怀松用“双钻石模型”形象描述了当前欧美的新型社会结构：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和中产阶级的消失，社会日益分化为20%的特权阶层和80%的新工人阶级，两大阶级间通道狭窄，流动性和渗透性非常有限。经济不平等不仅加剧了阶层固化的趋势，也引发了“你穷是因为你穷”的“贫困陷阱”现象，更催生出一系列诸如就业、健康、教育、生存等社会不公问题。

经济不平等是当前欧美各国现代化面临的最为紧迫、严峻和根本性的问题。“收入不均，个人财富差距过大，极富阶层聚敛财富，底层民众生活窘迫，为保守主义回潮、民族主义复兴和民粹主义崛起奠定了社会土壤；分配失衡，贫富群体对立加剧，社会阶层分歧重重，为身份政治泛滥、共识政治瓦解和政治信任危机提供了思想和心理准备。”而更为可怕的是，经济不平等造成的政治极化和社会不公，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财富、收入和分配的失衡，两相强化，彼此纠葛，使经济不平等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

对于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趋势和不断上扬的民众不满，欧美各国试图借助财税政策、福利制度以及救济机制进行缓解，然而受富人政治、财阀统治、不对等参与等现实因素的影响，这些努力往往收效甚微。2016年特朗普上台前，美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多年来最严重的程度，但特朗普上台后仍坚持颁布了号称数十年来力度最大的减税法案，不仅未能有效减缓贫富差距的趋势，更为高收入阶层和私营企业主们撑起了保护伞。“库兹涅茨曲线”中的政策拐点一直未能出现，贫富差距何时缓解已经成为当前欧美民众心中最大的疑问。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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