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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会”初见俞郎面

俞老复任上海戏校校长

上世纪20年代初，我十几岁的时候，上海有两家著名的堂会（即在自家院子里搭台并请名角和票友登台演唱)。这种堂会之风在北京甚炽，上海算是后来“跟进”的，是北风南下的产物。那时北京有钱有势的人家，遇有喜庆日子才举办堂会，而这两家却是每年在固定日期，不管有没有喜庆之事一定要唱的。一家是晚清遗老、湖广总督陈夔龙（人称陈小帅，宣统之后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亥革命后他蛰居上海，住在孟德兰路（今江阴路)一带；还有一家是法租界会审公廨的中国方面的审判长聂榕卿，他是我们孙家的一位姑老太爷，“传”字辈的人，是孙家鼐的侄女婿。

我父亲每年都带我到聂家看堂会。因为他家的堂会都是安排在每年秋天，所以又叫“菊花会”，地点在今卢湾区公安分局的马路对面一处大花园洋房里。卢湾区公安局过去就是法租界的捕房和会审公廨的旧址，聂老太爷每天上班步行穿过马路即可。他通常是一袭宽袖大袍，腰里扎根缎子腰带，外面加件坎肩（背心），这是晚清官场上的打扮。进入民国后，他依然故我，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那时租界里会审公廨有两个著名的中国老爷，一个是英租界（又叫公共租界）的关炯之，另一个即是法租界的聂榕卿，犯人们在堂上直呼他们为“关老爷”、“聂老爷”，已沿袭成风，就连外国人对他们也有几分敬畏。法租界有一个恶律师荻百克（法国人)，专替强盗打官司，他最怕这位聂老爷，因为聂早年也是留法学法律的，非常熟悉中外法律，要想钻他的空子就不那么容易。于是聂榕卿的威势和社会地位，无形中也加重了他家堂会的“砝码”。

那时每年10月，总有一些北方的名角来上海唱戏，恰巧聂家的“菊花会”也办在10月。北京来的名角到上海演出前在拜会聂老爷时，若是遇上每年3天的“菊花会”，就会主动提出上台唱一段。久而久之，能到聂家“菊花会”上唱戏的似乎也成了一种身价，尤其是对于票友来说更是如此。我父亲和我大哥孙仰农因是自家人的堂会，也常去露一手。上海名票赵培鑫和一个姓顾的医生，几乎也是每年必到。北京的红豆馆主溥侗（人称溥五爷)是逊清皇室子弟，辛亥鼎革后，他常常南下来沪，也是聂家的常客。他嗓子不行，但在做派上有绝技。他除了唱戏、教戏外，也写字卖钱。那时一般到陈家和聂家唱堂会的角儿，都是主动要求来并且都声言不要报酬的，即使如此，也还要获得“戏提调”的同意才行，不够水准的人家还不要。但对红豆馆主例外，不管唱多唱少，唱得怎么样，总是给500银元。梅兰芳大名鼎鼎，一般是唱一次300银元，但如果是唱《玉堂春》，也是500银元。

我就是在聂家的“菊花会”上与俞振飞认识的，他那时还没有固定的职业。原先，他是唱昆曲的，但昆曲不如京剧时兴；能够搭上人家班唱戏就唱几天，搭不上也就呆在家里。不过，每年的“菊花会”他是必来的。

俞振飞出身书香世家，苏州人，又是昆曲世家。其父俞粟庐不仅会演唱，而且还会谱曲，有“江南曲圣”之称，对昆曲很有研究，只是家道中落，穷了一辈子。然而，俞家人穷曲不穷，俞振飞成了其父的传人。他从14岁开始学身段，并作为业余曲友串演角色；1920年到上海开始学京剧，先向李智先学老生，不久即改学小生，又由蒋砚香传授《奇双会》、《门射戟》、《白门楼》、《罗成叫关》等剧目，并参加了京剧票房“雅歌集”，后来演《奇双会》出了名。俞振飞由于有家学的底子，对剧情的理解和对人物性格的把握能高人一筹，同时他字也写得好，谈吐儒雅，唱起戏来扮相又好，所以有很多人喜欢他。聂家的“菊花会”虽是以京剧为主，但也常点一些昆曲曲目，于是每年都有他演唱的戏。【孙耀东口述 宋路霞整理】原载《上海滩》200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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